黄奇帆:中国的综合改革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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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发表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开放给我们带来资本--外来的资本,给我们带来技术,也给我们带来跨国公司的管理,还带来人才,最重要的还会带来国际化的市场,所以改革开放对我们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最初的开放有五个特点:

第一是以出口导向为主。利用我们中国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各种各样生产资料要素成本比较低,这一类的比较有优势,让中国的农产品、工业品大量的出口。

第二是引进外资为主。不断地吸引美国、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韩国等各个国家的资本到中国来投资。

第三是中国的开放是沿海地区先行开放为主,沿海开放以后,过个三年、五年,中国的中部、西部、内陆地区也逐步跟进。比如我们国家最初的27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那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推出来的,都在沿海。后来我们国家推出了五大特区,包括深圳特区、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海南岛特区,也都在沿海。中国第一波的开放的地区都是从沿海开始的。

第四是中国最初的开放,在开放的领域,从各个产业方方面面来说,首先是从工业开放,引进外资一起搞工业、搞工厂、搞建筑业、搞房地产、搞商业、搞零售,以工商产业开放先行,开放为主。

第五是中国开放的时候,在最初的阶段,主要是融入世界经济,融入世界市场,适应国际规则为主。

中国这五个特点的开放,延续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就使中国的GDP发展到了全球第二大GDP。进出口贸易也从最初的200亿美元发展到了4万多亿美元,这三十多年里中国进出口贸易涨了200倍,中国的GDP也从1000多亿发展到现在的100万亿,通过这样的五个开放,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样的开放,一直到了十八大以后,也就是最近5年,我们国家开始出现了五个新的开放特征,这是我要特别重点讲一下,如下:

第一个特征就是这5年我们国家的开放从原来的以出口导向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出口,又鼓励进口。变成一个双向发展的方针,在国际贸易上我们既努力地搞出口,又努力地增加进口。所以最近这五六年,我们国家每年的出口增长率是5%到6%的增长。跟以前每年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增长比,有很大的不同,增长率降低了。但是我们国家增加进口的这个五年里,每年的进口增长率都在10%到12%,进口的增长率大大地超过出口的增长率。这样使得我们国家进出口的贸易顺差缩小了,我们国家在2010年以前最高的时候,一年的贸易顺差是5000亿美元,现在我们的贸易顺差是3000多亿美元,所以贸易顺差已经大大缩小了。我们现在进出口总量4万多亿美元,贸易顺差3000亿美元,只占进出口总量的10%不到。

    5年前我们国家进出口才3万多亿美元,贸易顺差是5000亿美元,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顺差占整个进出口15%。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我们国家这些年不断地降低中国国内的关税,然后增加国外的商品对中国的进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么一个认识,一个国家努力地扩大出口,可以使这个国家从经济小国变成经济大国,但是一个国家努力地扩大进口,会使一个国家从经济大国变成强国。经济的强国一定是进口大国才能形成,如果我们国家是一个进口大国,比如说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里,进口的量排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前三位的话,如果3年、5年、10年一直能做到这一步,那这个国家不由自主地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主要原因是:

一、进口大国说明这个国家老百姓消费国际商品的能力很强;

二、进口大国一般对世界商品有定价权,就像买东西,我买的东西多,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可以给我打点折,我就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有定价权;

三、进口大国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有很多的硬通货,有外汇,因为买人家东西要支付美元或者外汇的话,你外汇多,硬通货多你才能进口,能够比较多的进口;

四、最重要的是当你连续3年、5年是进口大国的时候,许多国家对你的印象越来越深,越来越好,这时候卖给你东西不需要收美元或者欧元,收你本国货币也很愿意的,这样进口大国会使得中国的人民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贸易结算的货币,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六七年以前,我们整个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里面用人民币直接做清算的没有超过1000亿,去年我们国家在进出口当中直接用人民币清算的已经达到7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中国4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里面,有1万亿美元实际上不是用美元在结账,是用7万亿人民币在结账。所以人民币也因此在世界的流通的货币当中逐渐有比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也标志着中国经济逐渐在世界上影响力扩大。所以进口大国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比出口大国要重要得多,而且你进口多,各个国家都会跟我们比较友好,觉得我们把市场让给了相关的国家,让给了世界各个地方,他们也能够因此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班车,这是第一条。就是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以前是出口为主,现在是既鼓励出口,更鼓励进口。

第二个特征就是我们现在既欢迎外资到中国投资,同时也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走出去投资。我们过去的五年里,每年外资到中国投资在1300亿美元,从2013年到2018年,我们一共引进了650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这个5年来,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投资在7200亿美元。大家看到我们走出去投资的数比引进来投资的数要大,世界各国当然愿意到中国投资,因为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投资有效益,但是世界各国更欢迎中国到外国去投资。中国到海外去投资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在帮助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个数据非常清晰地表明,中国开放的特征新的一个变化。

第三个特征就是中国的开放从原来沿海地区开放先行为主,现在中国的开放是沿海和内陆同步开放,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东西南北中同步开放,就是国家采取任何开放措施,不再是像过去10年、20年以前,有什么好处是沿海先实验,成功了以后过个五六年再到中部或者西部去搞,现在东中西部一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在九十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开放措施,就是1990年搞了上海浦东新区,同时也推动了天津滨海新区两个新区的开放。在中国叫新区是因为新区的政策比特区还特,特区不能干的事新区能够干。这个政策原来一直在沿海。

十八大以后,中央把新区政策覆盖到东中西16个省市,东部增加了6个,中部增加了5个,西部也增加了5个,这样就16个在东中西一起推,整个中国现在叫新区的地方一共有18个。这就是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开放,现在是东中西部同步开放。

另一方面我们最近3年,中国最新的开放政策,比开发区要新,比特区要新,比新区也要新。最新的开放高地是自由贸易实验区,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一共举办了18个,在18个省举办。其中7个在东部,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也包括广东、福建等等。在中部有6个,在西部有5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东中西部一起推动了。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认识,就是开放不是一个地理位置的问题,开放是一种理念,开放是一种规则,开放是一种制度安排,和地理位置无关。

比如在欧洲,在西欧,德国在西欧的中部地区,并不靠海,谁也不会说德国比西班牙不开放。瑞士在北欧的中部地区,谁也不会说瑞士比挪威不开放。所以它与沿海没关系,中国原来开放总是沿海开始,是因为整个中国是封闭的,当时也不知道开放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让沿海地区先实验,现在经过几十年开放,中国已经认识到,要么不开放,要么开放东中西部及沿海全部开放。这是一个新特征。

第四个特征就是中国过去的开放是工业、商业、房地产开放为主,金融业、服务业、服务贸易业、教育卫生文化基本上不开放或者开放得很小,开放度有限。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提出了新的措施。这个5年来,中国的开放从工商产业开放转变为既开放工商产业,也开放教育、卫生、文化,开放金融、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开放叫做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四个开放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说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放,这个概念就是把工业、房地产、建筑业、商业、服务贸易、金融业、教育、卫生、文化业等等都全方位地开放,这是第四个特征。

第五个特征就是中国现在的开放不仅是融入世界、适应国际的游戏规则,按国际的游戏规则来办事,而且是既融入世界,适应游戏规则,遵循国际规则,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参与到WTO规则的改变、改革,参与到FTA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之间的谈判、讨论。参与到各种新的游戏规则、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中间去。也就是说我们既适应国际规则,又积极地支持国际规则的改革、支持WTO的改革,支持FTA的推进。

这五个新特征是我们国家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我们国家、我们党在开放方面带来的新的特征。我觉得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了解中国这个新时代开放新特征,十分重要。而且中国的这五个划时代的新特征和哈萨克斯坦还真有关系。因为恰恰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使得中国原来的开放“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沿海开放,而哈萨克斯坦在中国的西部这个方位,这个地方“一带一路”的开放使得中国东中西全面开放了。西部、中部反而比东部更靠近“一带一路”的方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的战略使我们中国开放的地理从沿海变成了东中西部全方位开放。也是“一带一路”的开放使中国的投资加大了对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投资,所以投资也变成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并重。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哈萨克斯坦是我们中国这5年开放新特征形成的一个起点,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我要说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新时代的开放跟习主席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引领有关,也和哈萨克斯坦最早的跟习主席讨论了“一带一路”有关系。

下一阶段就是今后一阶段,今后的5年或者10年、15年,中国开放的重点的任务是什么呢?在这五个特征的引领下,中国开放有五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我们会进一步地降低关税,增加进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几个要推进的任务。那么我们国家的关税在1990年是45%,大家注意。我们的关税是很高很高的,平均关税率45%。那时候一辆轿车如果从法国、德国进口,轿车的关税是130%,很高很高,平均关税在45%。

到了2000年,中国要进入WTO的时候,我们的关税已经降到了15.5%,也就是中国为了进入WTO,为了融入世界,很努力地降低自己的关税,很自觉地降低自己关税。10年里边从45%到15.5%,降了30个百分点。我可以这么说,世界这100年来,所有的国家10年里边降30个点的过程,只有中国。所以中国人对开放的承诺,开放的决心就在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意志和决心。

    2000年的时候达到了15.5%,WTO对我们的要求是10%,因为2000年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平均关税率是10%,WTO的平均关税率是10%,而我们那时候还在15.5%,比WTO的标准还高。所以我们进WTO的时候,跟WTO组织承诺,我们用10年时间到2010年,我们会把关税降到10%以内。这件事我们到2010年已经实现。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平均关税率已经降到9.7%。

去年中国的关税是多少呢?是7.4%。又进一步下降了,从10%降到了7.4%。世界现在平均的关税率是5%。所以中国现在的关税跟世界平均值已经只差两点几了。那么我们中国政府提出今后5年,进一步下降关税,这是习主席在博鳌进口博览会上反复承诺了这个概念,表示了这个意见。我自己认为在今后5年,中国的关税会从7.4%再降5个点,降到2.5%左右。跟美国现在的关税率、跟欧洲现在的关税率基本持平,我估计5年以后WTO的平均关税率,会从现在的5%降到4%左右。基本上不会再降,因为WTO已经有10年时间保持在5%左右,没有再下降,因为5%已经很低了。但中国有可能在5年里,从7.4%降到2.5%,再降5个点,跟美国、欧洲一个水平。比WTO平均水平还要低。

关税下降就意味着外国的商品到中国来,价格会低,中国老百姓消费国外的商品就会更多,所以关税下降,有助于中国老百姓以比较低的成本买到全球的东西,也能够使得中国老百姓提高消费能力。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几年,每年有1亿中国人跑到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到处旅游,旅游的时候每年有1500亿美元的货,由中国老百姓在外国商店里把它背回来。

那么当关税降到了5%以下,百分之二点几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出去旅游背商品回来的这个事情会逐渐消失。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关税还比较高,在美国、在法国买同样一个商品,比在国内的商店要便宜,所以大家就把它背回来了。当你关税消失了,国内的商店买的东西和外国商店一个价,大家就别那么辛苦从外边带货回来了。所以降低关税有助于中国老百姓提高消费能力。

降低关税也会增加进口,减少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我们现在贸易顺差还有那么三千几百亿,我认为今后三五年我们国家进出口贸易顺差会降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之间,这个比例就很低了。所以降低顺差有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第二个任务,我们会进一步地开放投资的领域,使外国的企业到中国来,更像进入了一个世界市场。我们现在对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还有比较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服务业、服务贸易、教育、卫生、文化这些投资里面。也就是说在工业领域,在制造业方面,在房地产方面,我们现在的开放度是比较彻底的,外资到中国来投资跟中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各种制度措施是相同的,同等国民待遇的,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中国新时代的开放我刚才说了,已经把外资金融服务业、服务贸易,全方位、宽领域地开放了,如果大家在网上去查一下的话,就在这两年里边,2018年和2019年两年里边,我们国家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还有国务院的金融委员会,四个机构已经出台了64条放宽外资金融机构投资的措施,这64条,每一条每一条都很具体的,其中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措施,也就是说不管什么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可以像中国的企业一样,开办各种金融业务,金融企业。我讲这个概念就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做事从来认真,言出必行,承诺一定实现,所以我们现在第二个任务就是把这个开放度要进一步放宽,使得外资企业不管是工业、商业的,还是金融服务业的,都在中国如鱼得水,就像它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一样,是同等的国民待遇。

第三个任务,就是中国的开放将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我们现在说的营商环境,就是WTO规定的八个营商环境,就是现在FTA在讨论的双边,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里边要求的营商环境。这种营商环境一般就是讲八条措施。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第二,负面清单管理。第三,知识产权保护。第四,劳动权利保护。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第六,各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竞争中性。第七,在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方面也要形成数字信号流动,各种数字经济一体化。第八,政府要减少补贴。政府点对点的对这个企业、那各企业进行补贴的措施要取消,要变成要么不补贴,要补贴减税,一减税所有的企业同等情况下都减税,也就是政府不再去过多地干预企业,三六九等给各种企业补贴。

这样的营商环境就形成了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规则,三零规则是WTO最新发展的营商环境的基础,也是FTA谈判之间的基础。比如中国最近跟亚洲15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协议,明年如果生效,这15个国家之间就是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也就是营商环境要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这9个字。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进博会,去年进博会,今年11月5号的进博会上,反复强调的中国营商环境要实现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

第四个任务,就是进一步建设中国开放的新高地,什么叫开放新高地呢?中国的开放已经有40年了,不管是东部、中部、西部都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国家,转轨成市场化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转轨过程中,通过开放来促进转轨的,那么我们的开放是比较彻底的。对我们来说,建设开放新高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我们几十年开放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还不够开放的问题把它解决掉。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形成开放新高地,开放的高度、深度、广度就有了更深的深度、更广的广度,更高的高度。所以习总书记说的开放新高地,就是要我们开放的境界有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那么这个深度、广度、高度是围绕问题来的,就是你这个国家把你开放中现在存在的问题解决了,你的开放度就更高了,开放的深度就更深,所以是解决问题来了。我们国家几十年开放还存在什么问题,我可以跟大家坦率地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开放还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金融业的开放还不够大,我刚才说了,我们以前的开放是工商产业为主的,现在对金融业制度上已经开放了,但是实践的过程还有至少要5年、10年、15年。有一个数据在中国的工商产业资产中,我们全中国的工商产业的总资产有180万亿。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占有的比重是30%,有50多万亿的资产是外资企业拥有的。说明我们开放度很大。我们国家也有180万亿的金融资产,外资在金融资产里的比例1.8%,那就很小很小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不够开放。

我们的目标比如10年以后,外资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他们的总资产在整个中国金融资产里从1.8%如果变成了18%,那就是中国金融业更大的开放,开放了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第二个问题,中国开放的薄弱环节是服务贸易不够开放,不到位。中国的货物贸易有43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量,我们刚才说贸易顺差了差不多3000多亿美元。那我们的服务贸易做了多少呢?中国的服务贸易,中国企业做的服务贸易出口是2000多亿,外国企业做的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是5000多亿,加在一起7000多亿。服务贸易里边我们逆差了3000多亿,所以如果把中国的4万多亿美元货物贸易,和7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加在一起,中国差不多5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没有顺差,还是逆差。我们的服务贸易是做得不够好。为什么没做好呢,是因为我们服务贸易不够开放。

中国的服务贸易是劳动密集型为主,搞旅游,旅游都是靠劳动力的,但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源密集型的、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都是外国企业在做,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服务贸易公司还要进一步发展。

第三个问题,中国政府管理的教育卫生文化基本上不开放,只有政府在办,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几乎都和它无关,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出现了一方面国内的医疗资源不够,我们有太多的人过年过节或者找个时间就到美国去体检、到日本去体检、到欧洲去体检、到台湾去体检。一年几百亿美元的体检费,让外国赚掉了,为什么不让这些外国企业到中国来办很好的医疗医院,让中国人体检也别跑到外边去,就在中国家门口体检不更好吗所以不开放就带来落后,在这个领域中国也要进一步开放。

第四个问题,中国的数字经济也不够开放。为什么呢?我们数字经济是世界第一了,因为我们有14亿人,马云的阿里巴巴、马云的支付宝或者各种各样的电子商务,只要跟14亿人搞在一起,就是10万亿、20万亿,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但这个市场是在中国境内,中国的电子跨境贸易做的量很小,整个中国去年的跨境电子商务也就是1500亿人民币,200多亿美元,我们货物贸易有4万多亿美元,1%都不到,在0.5%左右,我们的数字贸易有几十万亿,这个东西才几百亿,1000多亿,1%都不到,我们的数字经济跟世界封闭了。

亚马逊或者谷歌,或者还有我们讲的国外的这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它的市场是不分美国人、欧洲人,它说它有15亿人的市场,那是几十个国家的人跟他在一起做生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数字经济不够开放,数字经济同样是一种跨国的服务贸易,所以在美国数字经济占美国服务贸易18%,中国的数字经济只占中国服务贸易,尽管我们服务贸易并不大,就那么几千多亿,但是数字经济在中国的服务贸易里只占百份之一点几。

我讲了四个不够,我们这么开放了,我们进出口已经世界第一大了,但是我们在服务贸易,在金融、在数字经济、在教育卫生文化公共服务四个板块开放度不够,习总书记在说我们要有新的开放高度,新的开放高地,就是指当我们中国如果把这四个薄弱环节解决掉了,就产生新的开放高地,就有了新的高度、深度、广度。

那么怎么解决呢,中国政府现在为什么非常着力推进18个自贸区呢,我可以跟大家说自贸区,全部的政策焦点不是用来开工厂的,不是用来搞保税区的,不是用来搞城市发展新区,搞房地产的,没有自贸区这些东西都发展得很快、很好。自贸区聚焦的政策对象就是要解决金融开放,解决服务贸易开放,解决公共服务的开放,解决数字经济的开放。所以自贸区讲的是六个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商品货物物流流动的自由、人才就业的自由,还有一个就是数字贸易的自由。

大家看到我们18个自贸区的批文里都讲了这六个自由,这意思就是这六个自由能解决我们目前中国开放度存在的四个问题。我这么一解释大家对中国现在的开放政策我相信就有新的理解。

第五个任务,支持WTO改革,积极地参与各个国家双边国家地区之间的FTA自由贸易协定,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跟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讨论自贸协定的事。我们跟欧洲、日本等国在谈自贸协定,跟现在的亚洲10个国家加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加一起16个国家在谈自贸协定。我们也在考虑加入前几年奥巴马时候形成的CPTPP,特朗普上台以后退了群,我们也愿意加入。总而言之中国愿意和世界一体化的共同发展为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关于开放。

再讲一下改革,因为我们有共性,我们都是当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特征的国家。计划经济的缺点,公有制的“一大二公”那种状态里边的官僚主义的体制,使得我们经济中存在很多问题,中国从1979年邓小平主导下,推动了中国的改革。那么这个改革的要义是什么,就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大家如果注意,中国共产党从十八大以后,每年开的党的全会的指导思想里都有这么一句话,年年都写这么一句话,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改革,推动开放。那么这句话年年在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什么意思,实际上在这个世界,经济管理和调控有两大门派,一派是凯恩斯的需求侧调控,就是三驾马车,出口拉动、消费拉动、投资拉动。然后如果经济下行了,就增加投资,增加出口,增加消费。那么怎么才能刺激投资、刺激消费、刺激出口呢?那就是用宏观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那么这种宏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是改革,是一种刺激措施。

如果经济太热了,那么财政就紧一紧,货币紧一紧,就泼点冷水,让经济下行。如果经济低迷了,那就财政更积极一点,多花一点钱,多负一点债,让经济可以推上去。金融方面货币政策多发一点货币,多降低一点利息,使得经济就可以热起来。所以凯恩斯的需求侧的调控是一种宏观的调控,是一种一刀切的调控,是一种大水漫灌的调控,因为你只要一降利息,几百万个企业同时受益,你只要一增加货币,几百万个企业都量化宽松,都能够增加刺激。所以需求侧的调控,不改变经济的体制和机制,但是它对当下热还是冷起着重要的调控,这种调控我们叫做逆周期的调控。

世界上的调控还有第二种,就是从制度、结构、供给方面进行调控。这种调控一旦产生效果,它不是热冷之间的摆动,而是一个长周期的制度性的、法制性的调控,所以世界上根本性的改革、根本性的调控是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控。那么这个供给侧的理论有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形成的。一个原理就叫拉菲,拉菲曲线,降低税收、降低成本、降低费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拉菲曲线;第二个原理叫做诺斯。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发明了一个逻辑就是创造,创新能够创造市场,我发明了一个手机,苹果手机全世界一年卖掉1万亿美元,这1万亿美元如果没有手机,这1万亿美元市场就不存在,所以不存在市场低迷不低迷,我只要有创新,创新就会创造出市场来。第三原理个叫沙伊。他也拿了诺贝尔奖,他是说制度产生市场。制度的改革,制度的供给是最重要的一个市场供给。也就是说我要把市场化的制度,把资源配置的制度在制度上做文章。

这三个原理是西方供应学派的基本原理,也是里根和撒切尔在1980年的时候在欧洲、在美国推动供应学派改革的三个原理。

那么我们中国政府对这三个原理本身我们认帐,因为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济学原理,我们当然接受它。那么我们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的供应学派有什么区别呢?在降低成本方面,拉菲曲线,制度供给的原理方面,我们都跟他们一致。因为马克思也说过,生产关系调整了生产力就促进发展了,这不就是制度决定生产力吗,所以在这三个经济学原理方面,我们跟西方是一致的。

但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供应学派又有三个重要的区别。西方的经济学一讲到供给就否定需求,就是说在西方的供应学派里边,认为需求不起作用的,就是供应产生需求。我们是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起作用,供给侧是为主的,长周期的起作用,需求侧是临时的、应景的、随时随刻需要的一种调控,双管齐下,我们是这么一个观点。

西方的供应学派讲究私有制,他认为这个只要私有制就能刺激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起作用的,所以撒切尔的时候,把英国的所有企业都卖掉,全部私有化,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时能起作用。

我们举个例子,新加坡是市场经济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新加坡的国有经济占GDP的60%,其他各种各样的经济只占新加坡所有经济的40%,谁能说它的国有经济是消极的,是不起作用的。它的淡马锡、雅尔斯这两个公司就占了新加坡GDP15%,在全世界投资,三分之一投在美国,三分之一投在欧洲,三分之一投在中国和亚洲,搞得也挺好,所以我们认为供应学派并不见得要以私有制为基础,是我们既坚持公有制的经济,也坚持私营经济,我们是讲两种经济制度共同发展。

西方的供应学派认为只有市场能起作用,所以他讲小政府,讲政府少收税,政府越小越好。那么我们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政府还是应该能够有效地、更好地服务,也是双重意思。市场为主,政府做好服务。而不是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

讲这个概念就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的供应学派三个相同,理论依据上的三个相同,在管理结构上的三个不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伴随中国40年的改革,尽管我们说这个名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改革的思路,这条红线是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路线的一脉相承的40年的一个改革。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都可以看成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比如八十年代我们搞了五个改革,很重要的改革。

第一,农村土地承包制。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按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方式,搞了人民公社。所有的农民都没有土地,土地都归集体,归集体农庄,归人民公社。那么老百姓就按计划、按指令去种地,结果种地的效率越来越低,到后来饭都没有吃了。邓小平搞了一个承包制,推动了一个承包制,就把这个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所有的土地让农民70年、100年承包,使用权归农民,每一户农民根据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该种蔬菜的、该种粮食的,该种什么他自己决定,不要一个集体的党委书记来帮他决定。那么这样一来中国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中国连续三十几年搞了承包制以后,中国农村的产量越种越多,每年1万多亿斤粮,还有几百万吨的猪肉、牛肉,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经济作物,现在中国的农产品极其丰富,这就是伟大的承包制。那么这个承包制是什么,就是供给侧的组织结构的调整,这就是生产力供给侧的劳动力组织方式的调整,这是一个供给侧。

第二,我们在八十年代初,把计划经济公有制中的不许搞私人企业,不许做个体户的那种制度给废掉了。我们允许私人企业、允许个体户的发展,当时是邓小平先生直接推动的,整个中国现在有7000万个体户。一个家庭一个人搞一个企业,个体户企业。

另外中国有3000万个私人企业,那么这3000万个私人企业和7000万个体户创造了中国60%的GDP。创造了中国70%的各种各样的就业。所以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生产力,这个生产力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劳动组织方式的改革。

第三,我们把国有企业也改了。中国原来计划经济的时候,国有企业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一切都在像政府的机关一样指挥下工作,而不是市场的竞争型企业。我们企业在八十年代后期搞了22条国有企业转变机制的条例,从那以后企业就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经营性的单位。

第四,引进外资开放。那么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现在外资企业在中国,我刚才说差不多有50万亿的资产,50万亿资产里边外资的资本金是2万多亿美元,加上跟它合资的中方的资本金,加在一起差不多5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就差不多有30万亿人民币的资本金,再加上他们借银行的贷款,所以总资产就在50万亿,那么这一个伟大的动力,是推动中国经济的动力,也是供给侧的一种企业动力。

第五,就是上市公司。股份制原来没有这个品种的,所谓的供应学派,供给侧讲的是要素供给、企业供给、成本供给。劳动力是要素,税费是成本。组织供给里有企业供给和政府营商环境的组织供给、制度供给。

所以大家仔细看,八十年代非常重大的中国的五大改革,都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企业的供给和制度供给有关。

九十年代,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推动的改革,都是和降成本有关,因为企业供给都已经推动起来了,进一步的让推动的就是降成本,这种改革包括五种:

第一个,税费成本,我们那时候是55的所得税,后来把它改成33,改成25,然后在经济特区、开发区都是15。那时候把税费降了。

第二个,那时候企业里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我们把4000多万的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让企业减少4000万人。如果一年拿3万元的工资的话,4000万人,就是1万多亿。要知道那时候1万多亿的成本,整个中国GDP才10万亿,这代表了GDP的百分之十几,也就是帮企业降了这么多的成本。那时的1万亿等于现在十几万亿,所以这是非常大的力度,就是降低劳动力成本。

第三个,就是把企业中的办火葬场、办医院、办学校等这种办社会的事情全部剥离,社会的事情社会办,企业轻装上阵,这也是帮企业减轻了负担。

第四个,叫做破产关闭。当时拿出5000亿的钱帮几千各企业进行了破产,核销了5000亿的坏账。

第五个,债转股,当时把13000多的债务转变为股权,叫债转股,不要你还贷款,还利息了,就当作国家投入给你的股本,这些加在一起18000亿,整个当时全部贷款余额十几万亿,一下子核掉了18000亿。

所以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九十年代中国经济会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改革产生的动力。我讲了这五个降成本,不就是拉低曲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去产能,去泡沫,补短板,降成本,就是这些事。所以中国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改革,这40年的重大改革都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眼下的中国高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旗,认认真真地在做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件事,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能把这五件事里的具体内容展开。

由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中国那种消耗资源,但是不产生效益的僵尸企业不断地减少,使中国的库存杠杆不断下降,使得中国的经济的质量运行也不断地提高。所以我自己认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前面说的开放,是我们国家40年来不断发展、持续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力所在。

今后的10年、20年,一直到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会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中哈讨论环节:

拉菲克·塔伊洛夫:非常感谢,感谢您经常的演讲。

我想明确如何让自己的经济变得安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当中,也会遇到相关的制裁,如何去降低这样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就是外部的制裁给中国带来的风险,使得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安全。

黄奇帆:可以这么说改革和开放,既是我们发展、壮大的动力,也是我们增加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比如我们现在跟美国正在发生贸易摩擦,美国人提出来给中国5500亿美元要加征关税,但是由于中国的开放,由于中国的产业链,是跟世界开放的一个产业链,就使得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加关税会达不到它的目的。中国如果是一个封闭的,那么我们现在中国生产的比如说1万亿的产品,都是中国国内的企业自己国内的产业链做起来的。那么你这1万亿美元出口到美国,美国人如果一加关税,我们成本一高,整个这些企业就会丧失市场,整个中国的产业链,零部件企业也都会跟着倒闭,这是一个情况。

但是由于中国现在的开放,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跟美国的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业链互相搅在一起了,所以美国人搞的任何加关税的行为,都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我举例来说。现在美国的5500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一共5500亿美元,他如果加了关税,要加1000多亿美元关税,首先这1000多亿美元加关税的钱,是美国的进口商出的钱,成本要转嫁给美国的老百姓和美国的企业,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国出口美国的5500亿中,有3000亿美元的商品是美国的几千家企业在中国安排的工厂生产,生产了以后销到美国去的。所以他如果把这3000亿加了关税,造成这个企业困难的话,是他自己老爸把自己的儿子屁股给打了。因为这个3000亿美元是美国企业做的,如果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因为加了关税做不成,那特朗普说,你们就不要在中国做,把这个企业搬到美国来,或者搬到亚洲去,搬到印度去,这个特朗普是房地产商,不懂经济的。他不知道这个3000亿美元产值的几千个工厂要搬一次家,没有5年是搬不成的,这5年搬家的过程,3000亿美元订单没了,不仅是中国的这些工厂倒闭,美国采购这些产品的工厂也倒闭,市场就丢掉了。

所以比如说苹果一做1亿台手机,在我们河南郑州,1亿台手机基本上就是1000多亿美元。所以他如果说在中国做了1亿台手机不把它拿回去,不做了,到其他地方去5年以后再做,那这1亿台手机的市场就被华为、被三星全都吃掉了,就没了。所以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在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背景下,这个关税大棒举起来,看起来在打中国,中国如果这3000个企业倒闭了,中国工人失业了,中国这3000个企业产生的GDP也没了,但是中国的损失也就是这3000亿。3000亿在中国的GDP里只占1%,但是这3000亿一摊,美国的跨国公司就下岗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开放带来了产业链的全球化,最终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没有吃谁的亏,谁也没有占谁的便宜,大家应该是合则两立,斗则鸡飞蛋打。

再举一个例子。全世界去年一共生产了5000亿美元的芯片,就是半导体芯片,全世界所有国家一共生产了5000亿美元。那么这5000亿美元里边有3000亿美元是卖到了中国,那么你如果说美国政府说芯片厂都不许供应给中国,那就是把3000亿断了。3000亿真要淡了,中国的确拿了这3000亿美元的这些企业可能停了,但是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芯片厂也倒闭了。芯片厂都是几百亿美元重装备搞出来的企业,如果5000亿美元的市场丢掉一半,这些企业肯定亏损、倒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谁干这个活,哪怕你是总统做这个决策,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会坚决地反对,就不会理你了。就这个道理。

另外中国是不是就死掉了呢?没有这3000亿就死掉呢?事实上中国的确买了全世界3000亿美元的芯片,中国自己自产自销把它用掉的,就8个亿美元,有2000多亿美元是中国的外国企业把美国的芯片买过来,加工完了,又卖到美国去,卖到世界去。

比如惠普、比如戴尔、比如苹果,他们在中国的工厂就买了大量的国外的芯片,所以你说芯片不许卖给中国,最后的结果是它在中国的企业全倒闭。然后它自己在美国的芯片厂也倒闭,所以这件事是做不成的。

为什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为芯片禁止供应才4个月,华为说你不供应也可以,我自己做得出来的,我自己的芯片和你一样,我自己都有备货的。结果4个月不到,美国芯片公司高通、英特尔就向美国政府申请,要继续恢复给华为供应芯片,因为他们给华为的芯片占了高通的40%,这个40%如果一丢掉,这个企业不能活了。

所以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如果现在全球的经济不管中国、欧洲、美国还是亚洲或者各个地方,全球贸易中半成品、零部件的贸易占了全球贸易总量的70%。粮食或者原油这个东西出来就是个成品,拆不出零部件来,你是油嘛,这个占了15%。所以全世界工业制造的产成品贸易只占15%,其实是中间品。在这么一个全球70%以上是中间品的产业链当中,高举关税大棒是落伍的表现。在30年、50年前全球贸易的百分之七八十是产成品贸易,零部件、半成品只占百分之十几。因为那个时候每个国家、每个城市就把各种产品自己做出来的,现在是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一个产品,几百个企业在几十个国家生产一个手机,或者一个服务器,一个通信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还用50年前的关税大棒,那说明他的脑子要么进水了,要么就是不学习、不长进。50年前的一个经济专家或者一个企业家,特朗普就是这样的人。

萨比特·苏汉诺夫:我叫萨比特·苏汉诺夫,我是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的代表,我们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经济竞争力和创新。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未来的开放政策,比如说未来的5年或者7年当中的开放政策,中国的这个政策或许你们是否希望开放数字市场,包括给谷歌这样类似的企业开放市场,因为你们有这样的计划。同全球的企业进行竞争,并且把数字经济的比例提升到美国的这个水平。比如说你们是否希望允许谷歌或者脸书进入中国市场,来同中国企业进行竞争,并且鼓励中国的企业进入全球的市场,你们是否有这样的计划,谈到未来的改革开放政策。

黄奇帆:这个问题我刚才在报告里边讲到中国经济在开放的方面存在四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就是讲我们数字经济在过去这些年还不够开放,所以你提的问题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确有数字经济还不够开放的一种状态。

我已经讲了,我们下一步的开放就要解决这四个问题。包括把数字经济进一步的开放,这是第二个我要说的方向。在数字经济的开放里边,现在有三个版本大家注意,在数字经济谈判当中,现在有三个版本,由于数字经济是一个新的事情,不是10年、20年前,20年前没有数字经济这个概念,10年前刚刚有概念,在发展技术,还没有形成规模。那么最近3年数字经济的谈判已经成为WTO改革和FTA谈判的主要的话题。

在这样的一个谈判体系里边,现在对数字经济的开放有三个版本。大家注意,一个版本是WTO多边国家之间关于数字经济的谈判的讨论的方案。就是WTO国家应该怎么开放数字经济,有它一个方案。

第二个就是OECD,世界经济组织的一个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是美国在跟欧洲、跟日本大家在讨论的版本,但是大家有争议,到今天也没签下来。

我们国家如果说要数字经济开放的话,方向上WTO的版本我们肯定支持和介入。我们对OECD说的那个版本里边讲到的五六个条款,我们觉得也基本认可,现在正在谈判讨论中,全世界都还没签约,所以大家都是在设定,讨论的过程中。

对美国提出来的那个版本,我们还有异议,大家都在争论中,这个不争论不等于我们开放,只是一个合理性的问题,因为美国跟欧洲在数字贸易上面也在争,争了半年多了,到现在也没定下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规则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大家要有一个合理性判断的规则,这是一个总概念。

具体地说,我相信在电子商务领域,在老百姓的消费领域,在这些领域我相信我们国家现在在采取的开放措施是比较彻底的,包括谷歌,包括脸书、亚马逊等等,只要是在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贸易领域以及消费互联网的领域,我觉得我们之间都是完全可以一体化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但是在数字货币范围,比如说你支持比特币,我不支持比特币,你支持脸书,我们认为可能是主权政府央行搞的数字货币比较合理,在这些问题上,因为刚刚发生的事,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经济学家也观点不同,电子专家观点也不同,政治家观点当然也不同,所以这些地方有争论很自然,但是开放是一定的,中国的数字经济一定会跟世界的数字经济趋于一体化。

阿里别克·甘卡卡夫:谢谢黄奇帆先生您精彩的演讲。我是阿里别克·甘卡卡夫,我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中心代表,今天您非常精彩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介绍了经济开放的政策,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目前哈萨克斯坦进行的讨论,我们已经是几十年在搞产业化,现在我们也在通过一个新的产业化的5年的规划,它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发展我们出口导向的产业化、工业化。但是我们现在争论很多的是出口的重要性以及进口替代的重要性。因为有人表示,在搞出口之前首先我们要鼓励国内的消费,扩大我们的产能,所以这里想问一下您的看法,中国的经验,这种政策,进口替代重要还是出口导向重要?

黄奇帆: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根据我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状况的理解,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开放度,经济发展的程度,我觉得你们大体等于我们九十年代的状态。中国九十年代的经济状态跟你们现阶段水准差不多,就这个意义而言,你们现在以出口导向为主是正确的,同时进口以进口替代为主,通过进口替代来带动国内不进口就无法发展的一种产品。所以进口必要的东西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应该的,然后创造一些产品来替代进口也是同步的。

这三句话都是我在上海做经委主任干的活,九十年代上海浦东开发,我是浦东开发区的负责人,后来我做上海工业的负责人,我当时提的概念工业的目标,就是一要增加上海工业品出口,二要能够生产出替代进口的产品。因为那时候我们落后,许多东西做不出来,就要靠进口。然后我如果能够生产出一些东西替代进口,替代进口视同出口,就是这个。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发展,所以你现在说的你们国内在说的这几件事,其实就是本人九十年代管上海工业的时候主要干的活。

但是现在的上海经委主任肯定不是说以出口为主,大进大出,而是在搞的都是高新技术的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发展出来的产品当然代表了中国工业结构的提升,然后这个产品世界市场也需要,中国国内也都需要,所以到了一个高的阶段,整个国民经济鼓励进口,进口让老百姓能够消费。同时对工厂企业不再是那么鼓励,一定要它以出口为目标,而是以怎么提高生产力,提高效益,提高质量为目标。

凯拉特·阿伦汉诺夫:黄奇帆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报告。我代表的是外交部,我的问题是您刚刚说过中国经济的主要的方向之一,我想问您下一步中国是不是会扩大进口中国的市场是不是会越来越依赖进口的产品,比如说5到10年以后,你们的外贸的盈余会下降,出口也会下降。欧洲、美国目前他们用很多进口的产品。当然他们很多情况下都取决于关税是否提高,受害的恰恰是消费者。谢谢!

黄奇帆:我刚才也讲到了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双向共同发展的一个贸易政策。这个贸易政策的要点三句话:

第一,我们将会不断地下降关税,这个下降关税不是因为跟美国人打贸易战,他逼着我们降关税,我们不存在要他逼着我们才降,我们就自己会很主动地进一步降关税。降了关税就会增加进口,让老百姓买到更便宜的东西。

第二句话,我们会不以顺差为目标的推动进出口贸易。因为我们现在是有4000亿美元的顺差,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不断地扩大进口,减少顺差。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追求逆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不要逆差,也不要顺差,要的是进出口平衡。

第三句话,通过稳稳当当的贸易平衡,然后我们把服务贸易也进一步做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货物贸易上不追求顺差,也不形成逆差,形成平衡。那么我们在服务贸易上,我们现在是逆差了3000多亿,我们要通过服务贸易的改善,服务贸易中的资本密集、资金密集、价值附加值密集的贸易业务的上升,最终使得我们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平衡。

阿斯卡尔·乌尔杰姆巴耶夫:谢谢您非常精彩的演讲,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是多少中国是否在未来会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考虑到因为国有经济国家企业他们的比重相当地高,在中国的经济中,计划的这个因素是如何来建立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五年规划,它如何与比方说私有经济他们是如何来协调的。我们知道日本也有计划。

黄奇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下面我的解释会消除大家对中国国有经济的误解,一般都会认为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很高,其实整个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只占GDP的40%,60%是非公经济,包括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等,40%是国有经济。我刚才也说过,新加坡国有经济占60%,比我们要高得多,所以首先要说的中国的国有经济只占40%。非公经济比重占60%,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

因为在40年前,中国国有经济比重占80%,非公经济只占20%。经过改革开放以后,非公经济比重增加了40个百分点,所以现在是倒过来了,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我要说明一个理论性的知识,就是全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任何国家的国有经济都占20%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任何国家财政一般都要占GDP的25%左右,任何政府都要把这25%的财政资金每年都要把它花掉,不管它用来投资,还是用来给公务员发工资,还是医保、养老、教育上的投入,都会产生GDP。所以政府开支产生的GDP当然是政府经济国有经济产生的,这个都要占20%。所以任何国家的企业化,老百姓企业,民间产生的GDP只占这个国家GDP的80%,有20%是政府行为造成的。

那么这样一来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政府同样,政府拿了税收,消耗的过程产生GDP占20%,那么剩下的80%里边,有60%也就是四分之三是民营经济,政府的国有企业产生的GDP其实在中国只占20%。这个比重已经是很小很小了,所以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新加坡,新加坡政府产生的消费、投资产生的GDP占了20%,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占了40%,新加坡民营企业也占了40%。所以整个新加坡的国有经济是60%,民营经济是40%。

讲完这个概念以后就说明中国政府搞非公经济,搞坚定不移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非常诚心的,在世界上是很大比重的,四分之三的企业经济都是非公经济,只有四分之一的GDP是国有企业做出来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今后10年、20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比重已经是20%了,再降到10%、5%,那是不会的。因为我们的宪法就规定两种所有制要搞好,所以现在国有经济只占20%的比重了,不能再少了。

第三个我要说的,国有企业改革继续要推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把它搞好是要进一步的。新加坡的国有企业那么一大堆,为什么全世界没认为它是国有企业,因为它按市场规则做事,那我们的国有企业里还有许多没有按市场规则做事,所以人家就会排斥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在于国有企业的比重有多少,而在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规则制度怎么按市场化制度来办事。要把改革进一步地搞好。

这个改革有三件事:一件事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要以资本运作为主,而不是资产管理为主。资本运作要有资本运营公司和资本投资公司为主的来运营。然后要使得国有资本收购、兼并、重组过程中,行为规范,流动顺畅。把这个现代企业制度搞好,只要把这三件事做好了,国有企业就会搞得更好。

沙哈巴努·扎库波娃:非常感谢,感谢您,黄奇帆先生。感谢您做的非常精彩的报告,我有几个问题。我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经济研究所的,我叫沙哈巴努·扎库波娃。

我有几个问题。我们总是喜欢新的东西,忘却老的东西,今天的这个开放政策与老的政策的区别就是不仅仅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进行开放,同时在内陆进行和西部地区进行开放,但是此前包括我也读了一些文献,在九十年代我的论文题目也是这方面的中国改革方面的措施。我想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上个世纪末,主要是发展工业园区。从那个时期发展发展工业园区的时候,中国有什么开放门户的经验,如何去规避这些教训,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大框架内,您说零补贴,中国有一个特点也是高水平的补贴,对经济进行高水平的补贴,你们在中国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图,中国政府逐渐取消补贴,在一系列的领域实行零补贴,是否有这样一个路线图。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的北方地区他们有什么样专门的政策来支持这些地区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政策性措施在中国的战略规划当中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安排,因为中国的北方政策会享受到哪些区域发展多元化的一些政策?

黄奇帆:你提的三个问题都很有针对性,都是很好的问题。

第一个关于开发区的问题,开发区的问题的确中国最早的开放,不管八十年代的深圳,还是九十年代的浦东开发,一直到今天,我们各个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开放手段就是搞开发区。

开发区的经验有三条:

第一,不管这个开发区是10平方公里还是50平方公里,首先要把开发区的基础设施搞好,这个基础设施包括这个开发区的港口、机场、火车、铁路或者高速公路,也就是大交通,交通要顺畅,交通不顺畅开发区产生的原材料、产成品,进进出出就不方便,所以有一个基础设施开发。开发区里边还有征地动迁,所谓七通一平,开发区里边要通水、通电、通气、通信等等,七通一平,这是第一条,就是要把大基础设施、小基础设施都要搞好。基础设施搞不好,开发区就不会成功。

第二,就是开发区的营商环境要把它搞好,因为开发区需要招商引资,把外边的企业招进来投资,这个营商环境包括五件事:

一,开发区的税收、税费应该成本要低。

二,开发区办事效率要高,各种各样的企业来办事,如果一个项目审批一年两年三年,那开发区也不会兴旺的,所以开发区的效率要提高。

三,开发区要给所有的企业到了以后有基本的生存空间,比如说写字楼、厂房都要有,先行把厂房、把写字楼造好,让企业进来就能入住,就能运行。

四,开发区的生活环境,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职工在这里生活,他要吃要睡,要休息,小孩要读书,这个生活环境也要比较好。

五,开发区的政府服务,包括海关,包括商检,包括税务部门,包括银行,也就是各种各样跟企业关联的服务性的机构要到位。

总之营商环境把这五件事做好了,那么开发区各种企业就会不断地到来。

第三个概念,开发区的产业链要形成集群,假如你做手机,那么不能光是一个手机的总装厂,这个手机的一部分零部件可能来自于世界各地,但你至少把这个手机30%到40%的零部件你在开发区里边形成产业链的集群,也就是说可能有50%到60%的零部件是从全世界其他地方运过来的,但是有40%左右的零部件是在你这个开发区里形成了一个集群,那么你如果有上游、中游、下游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一个小气候,这个企业就很稳稳当当地在你的开发区生存。不会因为特朗普说你把厂搬走,因为他一搬走,这个地方有几百个零部件企业在这里,总装厂在这个地方就很方便,零部件供应路径很短,成本低,效率高。他就不肯离开。如果这个地方就一个总装厂,所有的零部件都在别的地方,它说搬走就搬走了。所以任何一个成功的开发区应该形成相对集中的几个产品,几个产业的产业链。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链,形成制造业的产业链。

如果这三件事做好了,有产业链集群,有成本比较低,效率比较高的营商环境,又有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这个开发区就会成功,这是你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说到中国的北方现在怎么样来让它发展,这可能是讲到了中国西北、东北等等,这里边就有个因地制宜的问题,我也去过哈萨克斯坦,我自己感觉哈萨克斯坦跟我们西北地区、内蒙古地区或者我们北方地区很相像,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要发展经济的话,实际上要重视三个概念:

一个就是把自己的资源深加工,资源挖掘出来,因地制宜地深加工,然后把这个产品再卖出去,这个是给你们自己就地产生GDP的一个方式,因为你们的原材料产品可能都属于上游,上游挖出来运掉,是一种销售,然后深加工,但不一定做到产品,就反正上游做到中游然后再出去等等,这是一个概念,就是把产业链把它做起来。

第二个就是在北方实际上应该要形成一系列的贸易政策,这个贸易政策就在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服务业企业,在这个地方能够集聚,这个集聚要求是比较低的关税,比较低的政府的财政性的税收。然后使得各种各样的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的企业、服务业的企业,包括商品销售的贸易公司能够在这个地方集聚,产生人气。比如几栋写字楼就可能形成几百个公司在里边运行,这种公司在这里能运行,它应该有比较低的税收,比较宽松的海关政策。

第三个事情就是你问了,中国有没有对政府补贴有一个推进的路径,怎么从比较多的补贴逐渐形成零补贴,形成自由贸易。我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实际上就是三步走。

第一要充分认识政府搞各种补贴,往往是帮倒忙,看起来是帮企业,最后是害了企业。比如我们国家在发展新能源的时候,就会对光伏电池进行补贴。企业一看有补贴,能干的、不能干的,为了骗补贴,为了想要政府这点补贴,都盲目地来干。这么一干以后,一方面政府消耗了很多财政资金,第二很可能从无到有,3年、5年就变成产能过剩了,因为大家都拼命干,为了要补贴,就会做很多很多。产能一过剩,市场一过剩,大量的企业就倒闭了。结果政府的补贴不仅没有让企业真正赚钱,反而都让一批企业投资泡了汤。所以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有很多光伏电池企业倒闭,包括中国第一大的富翁,几百亿的光伏电池企业就亏损破产。也就是说补贴往往是会过度的刺激企业,导致产能过剩,最后所有这些企业都过剩了以后,就死掉了。

包括我们最近搞新能源汽车,搞锂电池的新能源汽车,谁搞一辆车补贴2万亿,如果100万辆就是200亿。许多许多新能源汽车,能够干的,不能干的,为了骗补贴,都去生产新能源汽车,最近很多新能源汽车都倒闭了。政府补贴一撤销,这个就倒闭。所以政府补贴往往是愚蠢的,不是外国人反对我们中国政府补贴,中国政府就不补贴了。是中国人的市场知识发展本身,使我们政府认识到要按市场规则办事,尽量减少政府补贴。不要对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去太多的搞补贴,补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

第二,补贴不能够对你补贴,对他不补贴,补贴往往是会不公平的,会有恶性竞争,甚至会造成政府腐败。因为你如果补贴我500万,我送50万给你,这就造成灰色交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为了反腐败,还是为了反对产能过剩,或者浪费,政府都该少补贴,这是一个出发点。

路径是什么呢,政府要么就没有补贴,如果要补贴所有企业同等补贴。那就是减税。如果你把税收从25%降到20%,所有企业都降了。政府是补贴了,但补在所有企业身上,所以同等国民待遇补在阳光之处,大家都能享受,这是第二个概念。

第三个,政府应该在公共环节上补贴。比如补贴在环保上面,补贴在技术开发方面,补贴在原始创新方面,也就是对企业的原始创新增加投入,政府投入支持它,也就是应该由源头上补贴,而不是在生产过程、销售环节去补贴。这就是我要说的路径,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

努尔让·阿里塔耶夫:还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我叫努尔让·阿里塔耶夫,我是哈萨克斯坦议会的议员。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份额相对较高,国有企业他们事实上与私有企业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挤压私营企业的创业的想法和计划,在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的比例也是很高的。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大型的国有企业他们就像一个大象一样,他们会比较任性,他们会打压中小企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黄奇帆:这实际上就是三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在法律上必须确定,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等的国民待遇,不管是司法、判案还是政府的发放贷款,银行的发放贷款和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各样的投入,招投标,在法律上同等国民待遇。这个作为一种制度,法制来这么做。就是任何违反这个制度的,都属于非法。从这个角度就是我刚才说的营商环境里边要准入前国民待遇,竞争中性的国民待遇等等,这是第一个法制问题。

第二个在实际的措施上面,实际上就帮助企业营商能力的变化。大家有时候说对这个企业给贷款,给那个企业不给贷款,大家有时候一说给说成是给国有企业贷款,给民营企业不贷款。其实因为国有企业比较大,民营企业比较小,任何一个进行,不管你国有还是民营,遇上大企业,大企业的资本信用比较好,银行就愿意贷款。小企业它如果资本信用不好,条件比较差,银行给它贷款就会贷得少。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民营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也会出现大企业容易贷款,小企业拿不到贷款。那么这种时候不是因为国有和民营造成的,是我们的银行融资的渠道太单一。

实际上国家的市场制度如果大企业对着大银行,小企业对着小型银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也就是小微金融机构对着小微企业,大金融机构对着大企业,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金融体系需要改造。中国的金融体系都是大银行,十几家大银行就占了中国金融资源的95%。叫大银行对着几百万个、几千万个小企业去放贷款,其实是很麻烦的事。就像大象弯下身子去找一个蚂蚁一样,很麻烦。所以实际上要发展一批中小金融机构,这就是像印度、巴基斯坦那个尤龙斯讲的小微贷款一样。所以把金融体系分成大金融机构,小金融机构,大猫钻大洞,小猫钻小洞,要形成这样的体系。

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小企业融资难,不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不是国有、民营的体制造成的,而是企业大和小,信用高和低造成的,所以这是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金融是银行独大,90%是银行在贷款,资本市场非常小,像美国、欧洲60%以上是资本市场在供应资金,金融机构、银行信贷机构只管了百分之三四十的资金的融通量,从这个角度,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大企业,小企业有纳斯达克,小企业可以在华尔街交易所。所以这里边资本市场更能适应大中小企业的资本投资活动。

在这个角度是三件事,一个是中国的金融体制中的银行系统和股票市场、资本市场系统有一个平衡发展。第二个银行系统有大银行和中小微银行的发展。第三个是政府在行为方式上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的法律制度,这三件事做好了,你刚才说的问题就能解决好。

阿斯卡尔·乌尔杰姆巴耶夫: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的持有者,日本是第二大,但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减持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就像俄罗斯这样做,因为是制裁以后就是减少了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中国是否准备这么干?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您怎么看?

黄奇帆:第一,中国持有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既支持了美国政府的发债,美国经济,同时也对中国自身是有益的,这件事上不存在我们帮了美国人忙,自己吃了亏,也不存在我们买了1万多亿美元,我们就赚了美国人的钱,这是个市场行为,是个结构性的平衡。

第二,只要美国人的美元不破产,比如说美国如果政府债务现在是23万亿美元的债务,如果有一天美国政府的债务比如5年以后,美国政府变成了30多万亿美元,美国GDP是20万亿,债务如果是30多万亿,结果它的债务每年还本付息,全部税收都不够,那我想中国政府应该要减少美国的债务。但是这件事现在美国还没到这一个时点,眼下在世界美元资产还是在可信的,最好的。跟黄金的水准、信用差值不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继续保持1万多亿美国政府的债务,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但是如果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了GDP的150%,我认为中国政府就不应该再持有美国政府的债务了。

过去100年,从2007年以前100年,美国政府的债务从来没有超过GDP70%,但是2007年以后这10年,它的债务已经从70%变成了110%,如果再过10年又涨了40个点,变成了150%,到150%就意味着这个债务的本息,债务的利息加上10年,因为债务一般是10年期的,如果有40万亿债务,本息加起来5万多亿,你的利息成本,美国政府全部税收都不够还本付息,这个时候美国政府信用就坏掉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债务没有超过GDP的150%,中国政府持由美国政府债务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超过了要当心。

现在政府债务是110%,50个州的债务没算,所以你如果注意一下,美国50个州下边的州政府的债务欠了6万亿,联邦政府也就是美国中央政府欠了23万亿,加在一起29万亿,美国今年的GDP最多只有21万亿,其实已经到了140%了,我的意思到150%要当心,如果特朗普还继续非常多的花钱,可能再过三年、四年就真超过150%,那就要当心。

鲁斯兰·伊兹莫夫:报告非常精彩,我叫鲁斯兰·伊兹莫夫,我是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

我问一个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我想问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之间的问题,我们看到中方还在试图签订这个协议,有一些中间性的共识,但是最终现在还没有取得希望的结果。但同时纯贸易的争议已经是超过了,我们看到在技术方面的对抗,今天我们也看到试图向中国施压,在人权等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问题就是您怎么看未来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否会希望签订一个贸易的协定来恢复以前的关系水平或者是也希望签约以后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建立一个替代性的经济的金融体系,来摆脱与西方首先是对美国的依赖。

黄奇帆: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中国和美国实际上现在进入到一个G2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发明的概念,2009年提出来。他说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性互补的国家,美国有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市场,谁也离不开谁,金融没有市场金融等于零,市场没有金融市场也发展不起来。中国和美国合作了,对两国有利,对世界有利。

第二说美国有技术,中国有最大的制造业,技术离开了制造,技术转化不成产品。制造如果没有技术,制造也没有灵魂,所以美国和中国合作,就能在世界形成最强大的制造体系。

他讲了九个方面的中美互补,讲中国和美国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谁也别想打败谁。斗则鸡飞蛋打,合则两利,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世界。这个观点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和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发表的关于世界是G2。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和相处,是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十分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也完全赞成这个观点。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稍有理性就应该有合作的余地,现在还要回到30年前、50年前北约、华约冷战的那个状态,就旧时代的脑子穿越到了新时代,是脑子出毛病的表现。是落伍的表现,是陈旧思维在新的贸易时代、国际时代的一种表现,所以是不会成功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话。

第二中国当然不想跟美国搞贸易战,所以我们会努力地跟美国进行很好的谈判,我也相信这个贸易谈判最终可能有惊无险,还会往大家签约的方向走,因为10月份以来这一个多月,中美双方的贸易代表,包括莱特西泽,包括他们财政部长的表态,也包括我们中方代表的表态,都反映了这个趋势,所以我对这个贸易谈判最终在年内或者明年适当的时候签约,我是认为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三,我们希望贸易谈判成功,但是我们也不怕打,真要打贸易战,中国人也是奉陪到底,坚决打。我们对贸易战的底线原则,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二,保持信心,保持有足够的底气。第三,守住底线,灵活应对。第四,做好自己的事,补上自己的短板。也就是说这四个方面是我们的应对贸易战的一个原则。

安德列·汗:我要不问这个问题有些不太礼貌。今年3月份我到了重庆,当时灰色的天气,山城嘛,还有长江。很多人认为重庆是一个“一带一路”的支点城市之一,我想问您在重庆期间做了什么,让它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或者是城市的相貌规划中是不是有个一个错误,它反而成了一个景点,还是当时您就是这么设想的?

黄奇帆:首先重庆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因为它的人口多,作为城市的土地广,这个不是我们哪个市长做出来的,是历史形成的。它因为有4000年的历史,历史形成的地域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城市,跟上海不同,上海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城市人口,重庆是农民直辖市,总的来说在直辖市里边它经济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尽管它土地面积很大,人口很多,历史造成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重庆开放以后作为直辖市以后,发展的确比较快,这个是和国家给予了它很多政策支持,开放政策支持有关。比如国家率先地让重庆成了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建立了两江新区,像浦东新区一样的新区政策,也就是说国家给了政策。重庆国家又给了直辖市的政策,重庆还有三峡库区的政策,还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西部的政策、东部的政策、开放的政策、改革的政策都集中在了这个直辖市,所以它政策比较优惠,发展就比较快。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就是重庆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这些年它在生产链的集群上面做了工作。比如在这10年里发展了世界最大的电子产业集群,比如它现在一年生产6000万台笔记本电脑,是全球三分之一电话的生产量,整个世界一年生产1.8亿台,重庆生产6000万台。这6000万台的百分之七十八十的零部件集群都集中在重庆。所以形成了一个最大的电脑的产业集群。

重庆还生产2亿多个手机,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手机产业链的集群。另外重庆也生产两百几十万辆轿车,又是一个装备工业的制造业集群。重庆也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气、页岩气的生产基地等等,总之重庆的工业发展得比较好。

再有一个重庆最近这几年得到了中央“一带一路”的支持,成了中欧铁路渝新欧铁路的重要的支点和节点,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和节点,成了航空的枢纽。高速公路的枢纽,高速铁路的枢纽,“一带一路”的枢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交通,国际的航运中心、运输中心也带动了重庆的发展。

总的来说重庆这些年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国家政策,地利是它的地理位置,人和是整个重庆老百姓、重庆的干部大家奋发图强,一起努力干活,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重庆的发展。

赵白鸽:非常感谢黄奇帆市长,其实黄奇帆市长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他现在是我们中国国经中心的副理事长,也是蓝迪国际智库的领导者之一。所以他这些报告真是从他的工作经验,从他的心里说出来的,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黄市长他现在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国家,比方像很多发展中的国家给予指导,对我们国内的很多城市也给予指导。

像我昨天谈到的珠海,主要是葡语国家的发展,像宁波,主要是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还有一个苏州,将来很可能是和欧洲国家的发展。还包括上合,就是青岛,他都在用他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在培养新一代的中国人,他这个愿望我是特别理解的。

我们在想这个报告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解一个为中国改革开放做了40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者、创新者和实践者,我觉得将来在我们中哈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发掘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人,能够非常准确地表达中国。

大家刚才从他的报告当中可能有一点一定会有感受,就是整个对世界的分析不是拍脑袋,他是真的是经过很多数据和思考形成的。所以这一点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对刚才黄市长的精彩演讲和回答问题,表示最热烈的感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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